农民法律意识社会调查报告

关于农民法律意识社会调查报告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报告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报告中提到的所有信息应该是准确无误的。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报告感到非常苦恼吧，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农民法律意识社会调查报告，欢迎阅读与收藏。

调查对象：村民、村干部及个体经商户

调查目的：了解农村普法现状，找出解决办法。

调查方法：问卷调查、现场访谈

调查地点：侯寨乡所辖四个行政村

调查时间：20xx年10月11日-11月20日

前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了普及法律常识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与过去相比，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群众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对如何依法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等有关的法律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有了依法办事、依法治理的觉悟，人们的法制观念初步形成。但是，这些成绩与现代法治国家的要求仍有相当的差距，公民的法律意识仍然处在较低水平。特别是是当前本土的农民法律意识，亟待认真分析和总结。

调研中发现问题及解决办法：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有着9亿农民的比较典型的农业国家，塑造当代中国农民的现代法律意识，推进其现代化进程，是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关于权利意识的调查：

公民意识说到底是一种权利意识──政治权利意识。

问卷中设计了三个问题，以人身权为视角考察了村民们对自身权利的认知程度，回答情况见表1：

第一个问题要求较高，它考察村民们是否意识到了“法无明文规定即可为”。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数为约40%，对这一点比较模糊的也有约40%，有20%村民的理解与这条现代法治基本原则的内容恰好相反。看来村民权利意识不段提高的同时，还留有“义务法”传统的烙印。

第二个问题中，只有1%的村民选择了“听父母的”，这表明几乎所有人已经意识到当事人拥有婚姻自主权，父母再也不能包办子女的婚姻了。但66%的“看谁有道理”的答案也告诉我们：人情──这个传统社会遗留的伦理因素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还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第三个问题表明绝大部分村民赞同“男女是平等的”。但约16%“各家情况不一样”的答案又一次提醒我们“人情”这个因素的重要。虽然“人情”不必然与“国法”相冲突，但不能排除冲突的可能性，好在我们的调查中没有发现种情况。

在遇到纠纷或麻烦时，农民们首先想到的解决方式一般不会用法律来解决，法律方式往往是他们迫不得已的最后一招。他们经常选择的解决方式往往是找家族内或是村内有威望的人调解。如果纠纷再大一些，就会去找村干部解决。在遇到纠纷时选择通过民间调解方式和通过行政方式解决的农民远远多于选择通过法律来解决的。用法律来保护自己，来维护自身的权利不受侵害在农民的意识中仍然是一片陌生的领域。总之，不到万不得已，农民们一般不会直接选择通过法律方式来解决纠纷。相较法律而言，它们似乎更相信人的力量，只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可以解决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去通过法律解决。而且他们相不相信法律还另当别论。

当权利与权利发生冲突时，农民们会毫不犹豫的保卫自己的权利。那么，当权利与权力发生冲突时呢?我们的问卷中还有这样的问题，表2是村民们给出的回答：上面的分析告诉我们农民的政治权利意识总体较底，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那么，农民的权利意识的其他方面的状况又如何呢?

关于诉讼意识的调查：“没有救济便没有权利。”在现代社会，诉讼是救济权利、解决纠纷的最正规途径。而在传统社会，人们习惯于一种“无讼”的社会生活，把到司法机构打官司的人视为“败类”，而把司法机构视为破坏既定和谐的不祥之物，是“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可见，人们对诉讼的认知度、评价度、参与度是反映其法律意识的重要方面。我们的问卷中有这样的问题，表3是回答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侯寨乡的农民，已经不认为打官司是不光彩的事了，有90%的人认为这是“正常的”和“值得鼓励的”。同时，70%以上的人认为“打赢官司主要靠自己请求合理合法”，这表明了他们对通过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利的信任。二三两个问题表明在知识层面上，大多数村民对通过诉讼可以解决问题的范围以及刑事案件不能私了是比较了解的。但只有48.1%的人认为亲友之间借钱需要写欠条，这表明村民们保留证据的意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绝大多数纠纷在非讼程序中得以解决的事实也是侯寨乡农民对诉讼参与度不高的原因。一般民事纠纷在诉讼开始之前，要经历基层调解(村调解主任或村长的调解)、镇调解(法律服务所或综合治理、调解委员会领导小组的'调解)、法院庭外调解三个调解过程。越溪镇法律服务所的老张不无自豪的告诉我们：去年他处理纠纷26起，只有3起最后闹上了法庭。看来，几千年传统文化烙印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息讼”观念，就连这位有着法律大专文凭的法律工作者也不能从骨子里彻底抛弃。

总结：

目前，农村接受法律知识的渠道还较单一，法律知识面还较窄，主动学习法律知识的人还较少，而其中中年人居多，而年轻人、老年人占较低的比例，农村普法的形式还停留在集市上的宣传单。上述情况表明，要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必须多管齐下，既要政府主动安排，还要民间的积极组织，既要农民主动去学，还要以案说法，通过多种形式使农民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用法律知识武装大脑，既要使农民养成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又要使其形成人人遵守法律的公共意识。因此，我们不仅要大力实施普法下村，还要使其成为一项制度加以落实。

农民法律知识的欠缺是导致农民法律意识水平低下的首要原因。正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所以农民们才会对法律有很多的不解与迷惑。也导致了他们不信法、不用法。如此一来，便形成了很严重的恶性循环：由于不懂法而不用法，越不用法则更加导致了农民不去学法，不去了解法。农民对于法律知识了解的有限性，即使有所了解也只是停留在很肤浅的层面上，甚至根本了解的就是错误的信息。要在农村全面实行法治，必须将现代法律意识的培养、法治精神之建立，作为农村法治工作的重要环节。

一、实践背景及意义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法律文明的重点也将从以普及法律知识为基础向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和加强公民意识教育转变。城乡法制建设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广泛而深刻的实践，具有直接参与的特点。

这次我以隆尧县城及其所辖下的毛尔寨村作为缩影点。通过对隆尧县城乡居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状况的调查，了解现今隆尧县城乡居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状况，通过了解进而加强隆尧县城乡居民的居民法律意识，减少法盲。通过这次调查，使得法律知识得到普及，隆尧县城乡居民的法律意识也在提高，进而使城乡居民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对法律保持正确的 ……此处隐藏16157个字……加强农村法制教育阵地建设，镇设立法制辅导站，行政村建立法律图书角，依托公开栏设立法制宣传栏；在继续利用传统法制宣传教育阵地的基础上，采取以案说法、图片解法，组织旁听审判，组织反面典型现身说法、法制文艺、法律咨询、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网、网络博客等贴近群众的新形式，把多姿多彩的法治文化和法律服务送到农村千家万户。

4、要进一步把普法工作与新农村建设、平安建设相结合，增强工作灵活性和针对性。按照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把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与民间纠纷排查调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引导农民依法调整社会利益关系；要紧紧抓住有利时机，有效地推进农村普法工作；譬如，抓住党员冬训时机，对党员干部进行法制专题教育；抓住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时机，对广大村民进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法》等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抓住春节民工返乡时机，对他们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法》、《信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抓住葵毒、禁赌、反对xx等专项治理活动时机，大力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活动等；此外，普法工作还要突出重点村(如信访村、宗姓村)、重点人群(如刑释解教人员、外来务工人员)、重点年龄层次(如15-25岁青少年)的宣传教育，增强普法工作的针对性。

5、进一步加大农村普法的经费投入。县、乡镇党委、政府要对司法所日常办公所需经费与普法经费共同纳入财政预算，使农村普法有专款，专款能专用，保证农村普法的必要支出；要利用匹配资金修建司法所办公用房，购置交通、通讯、微机等必要办公用具，为司法所工作正常开展提供基本物质保障。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现代化法治进程直接影响了我国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而现实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民多数法律意识淡薄，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这一历史性命题面前，农民的法律意识无庸讳言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从总体上讲，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是以淡漠为其表象特征的。

一、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具有最大的权威和最高的效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然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法律却没有处于至上的位置。人们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法律，依然倾向于用非法律方式解决问题，农村秩序的型构与维持所需要的具体素材是长期的乡间生活所供给的，诸如“族外交涉”、“差序格局”和“爱有等差”，除非万不得已，它一般不会主动邀请国家正式法律的介入。

与轻法意识“相映成趣”的是，在农民心中既“轻法”又“畏法”。这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法律的刑罚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鲜明特色。这种传统法律文化反映到人们的意识观念上，导致了对法律的狭隘认识。时至今日，仍有老百姓把“被告”视为“罪犯”的同义语，而国家倡导法治，老百姓想到的并不是通过法治，实现权利，而是想到“严打”，要“从重、从快、从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苛刑的畏惧心理。

“知足者长乐，能忍者自安”是我国广大农民的生活格言。在他们看来，遭遇不幸怨不得别人，而是自己的命苦。诉讼是道德败坏的表现，为好人所不耻。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诉讼观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把打官司看作不光彩的事，遇到纠纷逐渐倾向于诉诸法庭。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人缺乏诉求意识，缺乏寻求法律救济的主动性。即使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他们也会采用“和为贵、忍为上”的方式来处理，宁可委曲求全，也不愿走向法庭，更不会主动自觉地寻求法律的保护。

二、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途径

1.调查显示，电视、广播、报刊、杂志这些传统媒体仍然是农民工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和手段，占到了被调查人数的75%；通过法制宣传橱窗获取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占到了总数的15. %；以互联网为载体获得法律知识的农民工只占到了总数的10%。

通过观看电视节目，可以获得与自己的生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种信息，及时把握环境的变化。监测环境是人们观看新闻节目的主要动机，但其他类型的节目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人们的这种信息需求，如收看家庭电视剧同样能够使人们感受到社会生活状况及其变化。现在社会上普遍关注的问题仍然是农民工权益的问题。由于法律意识的缺乏，使得一些农民工在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时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维护。无论是讨薪、合同的签订还是职业病的治疗上，农民工单薄的法律意识在面对这些问题上都显得苍白无力。但由于近些年来，这类法律报道的增多，我们可喜的发现类似这样的事件发生的没有以前这样多，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律保护工作，而农民也在大众传播中不断丰富自己，渐渐走上自己的维权之路。

2.提高执法者的素质，杜绝执法者在农村执法中徇私枉法、违法执法、滥用执法权等现象。这些现象对农民正确树立法律意识有极大的危害。经过长期艰难的普法教育使农民形成的对法律的正确认识及信任，往往会因为一些错误处理或枉法行为而丧失。

3.重视司法执法的“示范”作用 通过正确的司法执法行为引导农民树立法律意识，使农民将法律与自身生产经营活动、社会活动结合起来。

4.农村普法活动要有针对性农村普法活动应与农民所参与的社会、经济、生活活动相联系。在普法内容选择上，要尽量与农民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例如，把农村比较常见的宅基地纠纷、邻里纠纷、借贷纠纷、继承和赡养纠纷、财产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等处理办法作为普法的重点。在普法形式上，要改变过去灌输式的说教方法，应当采取以案说法、法制文艺表演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注意发挥电视、广播等直观性、时效性强的普法媒体的作用

5.发展市场经济，使法律成为农民生活的必需品。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是，独立的个人或利益集团得依市场、靠契约关系进行活动，市场、契约关系促使个人主体化、社会关系复杂化。这从两方面对培育农民的法律意识给予支持:一是市场经济打破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断绝了传统宗法习俗对人们道德观念的束缚，为人们的精神解放创设了社会条件。二是市场经济无时不把人们抛入复杂的社会交往中，迫使人们时刻不得不考虑维护自己的权利，从而自觉提高权利意识。基于此，只要我们建立起健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使其成为农村的主导性经济模式，也就具备了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社会基础。

6.增强国家法的亲和力。立法机关在指导思想上一定要树立起农民权利保护意识;在立法程序上要贯彻群众路线，让立法走向民间，走入民众;在立法技术上，必须考虑我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薄弱的法治传统，注意国家法是否与民众的习惯心理和行为合拍。唯此，才能有效地反映农民的呼声。

总之，要消除几千年来封建意识在农民思想中的积淀，使农民树立正确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对农民的法律教育就不能是一次性的。法制教育要在内容更新的基础上反复进行，使农民能够适应更发达的经济条件下的法制环境。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与其自身素质、社会环境都有直接关系。在改善农民学习、运用法律知识的外在环境的同时，要不断提高农民的自身素质。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意将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科学技术素质、市场意识和法律意识结合起来。